中经文化产业：我们一直都说，中国是文明古国，有5000年历史。然而，在国际学术界，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，在相当长时间里，既缺乏资料，也缺乏系统的认识。为解决这个问题，国家开展了“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”（简称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），并于2016年完成4个阶段的研究工作。探源工程研究团队获得的考古资料证实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，还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结局的形成有了总体认识。

今天上午，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，邀请国家文物局等单位相关负责同志，介绍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有关情况。

▲ 发布会现场 中国网 张若梦/摄

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的提出

发布会上，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首先介绍了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的相关情况。

▲ 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介绍相关情况 中国网 张若梦/摄

关强表示，文明起源与国家产生，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。关于文明起源，国际学术界很早就开始关注，提出许多观点和理论，但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，在相当长时间里，既缺乏资料，也缺乏系统的认识。

自上世纪20年代起，重建中国上古史的任务，历史性地落在了考古学肩上。从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，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逐步积累到了一定程度，逐步具备了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展开系统研究的条件。进入80年代以来的中国田野考古的一系列重大发现，促进了考古学科有关中华文明问题的提出。随着最新的自然科学技术不断被被引入，形成了以考古调查发掘为主要手段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，多学科交叉揭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共识。

在这个大背景下，

2001年，“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”项目被正式提出，简称为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。

2001-2003年，实施了探源工程预研究。

2004-2015年，探源工程由科技部批复，国家文物局负责组织，依托“十五”国家科技攻关计划、“十一五”和“十二五”国家科技支撑计划，已实施4个阶段的研究工作，

201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4期完成结项。

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的内涵

关强表示，“探源工程”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，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，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。

探源工程实施期间，调动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项学术资源，融合了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，深度发掘了不同学科的潜力。国家文物局与科技部一起，通过下述创新组织管理方式，保障项目顺利实施：

一是建立了探源工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，联席会议由科技部、文物局、教育部、财政部、广电总局、中科院、社科院与中国科协等8个部门和单位组成，从管理层面，探索多学科、多部门联动的学术研究管理机制。

二是成立了专家委员会，由严文明、李伯谦、朱凤瀚等著名专家学者担任委员，在学术层面，为探源工程的顶层设计提供咨询，把握探源工程的研究方向。

三是设立了项目执行组和秘书处，强化探源工程的组织协调机制。项目下设的各课题实行双组长负责制，由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共同牵头，推动学科间的交叉融合。

四是项目引入了第三方评估咨询机制，发挥外部机构的监督、咨询作用，保证探源工程顺利推进。

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的成果

据关强介绍，探源工程研究团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，联合国内近70家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和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参与。目前，累计发表学术论文900余篇（其中以外文或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近400篇），出版专著80余部，培养博硕士研究生及博士后200余人，实现了预先设定的多项目标，并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多学科联合研究古代社会的道路。

截至目前，探源工程在以下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：

首先，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。

探源工程研究团队认为，

距今5800年前后，黄河、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。

距今5300年以来，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。

距今3800年前后，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，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，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。

其次，丰富了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认知。

基于90年来中国田野考古学成果的科学总结，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，探源工程研究团队从社会分工、阶级分化、中心城市和强制性权力等方面，提出了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突出特征。

第三，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了总体认识。

探源工程实证了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、兼容并蓄、绵延不断”的总体特征。探源研究表明，多元一体文化现象背后的各地方社会，在其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，在各自的环境基础、经济内容、社会运作机制以及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，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，呈现出多元格局，并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、取长补短、兼收并蓄，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，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。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。

▲ 资料图：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址。 中新社发 王中举 摄

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，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。源自西亚、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、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，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。

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、兼容革新能力，成为了其长期生长的起点，从中孕育出的共同文化积淀、心理认同、礼制传统，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础。

中华文化5000年的证据

在这次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中，实证了中华文明上下5000余年，那么，有哪些具体的证据呢？

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 中国网张若梦/摄

对此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做了解答。

王巍表示，在中华文明探源实施的十几年里，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，在几个重要的、距今5500—3500的都邑性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，这些遗址是浙江余杭良渚遗址、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、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，还有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。除了大规模发掘之外，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。

▲ 从左到右，从上到下，分别为：浙江余杭良渚遗址、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、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，还有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

首先是位于浙江北部的良渚遗址是修建于大约5000年前，这个遗址是在沼泽上修建的，为了防止北边山洪对城的侵害，在修建之前先动员人力修了一个长3.5公里，宽度10几米的巨型水坝，或叫水利工程。据水利专家研究，这个水坝除了具有防洪的功能外，因为有高坝、低坝，还有的是根据不同水位蓄水灌溉，是一个水利工程。后来，在作为城的中心部位修建了一个630米长，450米宽，高10几米的大型土台，这个土方量大约200多万立方米，都是用草包泥从别的地方运来修建的，在这个高台上是高等级建筑，面积在200、300，最高到9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。

围绕这个高台又修建了长1900米、宽1700米的大型城址，大约300万平方米。城墙宽、墙基宽都是40米-60米。由于在沼泽上，先要从别的地方运来大量石块作为基础，然后从别的地方运来黄土进行修建。我们最新发现表明，在内城外面又有一个更大的，大约2600米长，宽更大规模的城址。这样总的工程量，据初步估算是1200万立方米。据初步估算，这样的工程量如果动用1万个劳动力也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。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人力，来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工程，如果仅仅是一个部落或者一个联盟是不可想象的，应该是动员了相当广阔地方的人力。

除了高等级的宫殿之外，高等级的墓葬也在祭坛上修建。一个墓里往往有上百件随葬品，尤其是有制作精良的玉琮玉璧这样和宗教有关的玉器，和制作非常精致的武器——玉钺，甚至有的短柄钺上下还有玉质装饰，显然是军事指挥权利的象征。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阶级分化相当严重的社会，这是一个产生了权利、产生了王权的社会，所以我们认为，应该以这个为代表，在长江下游地区，距今5000年已经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。

另外是在中原地区，比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，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，分别发现了面积在280万乃至4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。这些城址内社会分化严重，高等级的建筑周围有高高的围墙围绕。像石峁高等级的建筑区皇城台城墙高达9米，军事防御色彩浓厚，高等级建筑中不仅规模大，而且制作非常精致。陶寺的宫殿还有可能用了陶制的建筑材料，相当于后世的瓦之类。这一时期，墓葬当中反映的阶级分化非常明显，小墓一无所有，或者仅有一两件武器，或者是陶器；但是大型墓葬，随葬上百件随葬品，不仅制作精美，而且有表明等级身份的。比如在陶寺，大型墓葬随葬陶鼓、石磬、龙盘，尤其是直径60公分左右的龙盘，每个大墓有一件；还有表明等级身份的军事指挥权利的钺，沿墙摆放一排，表明权利的构成已经相当的严密，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等级的制度。

像这样的社会，显然不再是原来我们认为的部落联盟，应该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。而且，陶寺遗址发现了冶金术应用的实例，发现了最早的空腔铜器，能够确定为文字的材料。虽然只是少数人拥有，但是说明这些先进因素已经在当时被使用。所以我们觉得，中原地区在这个时期已经进入到初级文明的阶段。所以我们说，依据这几个巨型的城址，以及他们稳定的控制范围，他们之间发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联系，我们觉得当时的社会整体上虽然还没有形成王朝，但是应该进入到王朝之前的古国文明的阶段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，在距今5000年前后，在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，包括西辽河流域等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比较快的区域，已经率先进入到文明阶段。值得一说，最近，在中原地区我们发现了距今5200-5300年的大型遗址和高等级建筑，表明各个区域大约在同时期相继进入到初级文明的阶段。虽然他们表现的形式不一样，但是阶段性是比较一致的，这是我们一个初步的结论。

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下一步工作

在谈到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下一步工作时，关强表示，国家文物局将积极与科技部等部门协商，将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后续研究工作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，尽快完成指南的编制、发布，精心组织实施。并积极配合教育部和相关部门，加强成果整理与宣传。同时，继续对相关重要遗址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和有效保护，积极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，全力做好良渚等重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各项准备工作，充分发挥古遗址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。

关强还透露，国家文物局已经公布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，还有若干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建设中，像良渚遗址就是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。很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，比如安阳殷墟、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。今后我们将积极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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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编：成琪

来源：中经文化产业

编辑：邵希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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